卧在编制木藤安乐椅里的老人费力地蹬了一脚踏杆，枯槁的双手撑着两旁的雕花扶手，慢腾腾地立起靠背。微隆的驼峰嵌在藤网的弧度中。似是咳嗽，有似是清了清嗓子眼里淤着的浓痰。
“真想知道是咋来的？”老人问孩子，孩子点头。
那是一道疤，从肘一直延伸到虎口，一道长长的疤。伤口上新长的粉色肉芽凸起，衬得周围发紫，就似刮破了皮下裹着的骨头般触目惊心。
“那时候懂个啥政治。”老人摸出耳后夹着的一根“中华”，“哧哧”划燃了老掉牙的火柴，还掏出一根递给了小板凳上端坐着的对这“新鲜玩意儿”饶有兴趣的孩子。
“上头招人去打仗，年轻嘛。我带头在纸上画了十字。让婆娘收了几件褂子，卷一张毛主席像塞裤腿儿里。掉片儿的搪瓷牙杯跟没几根毛的牙刷一溜儿扔了。跟咱大部队走，啥能没有？”老人吐出一串烟雾，“嘿嘿”苦笑两声，露出没剩几颗的被熏得黑黄的牙，脸上的褶子包着骨头，凹得更深了。“那时候，我娃该比你大了。”
“大部队走的那天，锣鼓敲到了村头的田埂。我不认得拴在树上的横条写了啥，只记得我婆娘牵着娃眼泪珠子直掉。走了几十里才到火车站，一个人发了仨黑面疙瘩跟两套没浆的军装，帽子套头上大一圈。我知道，这是去南方边界教训一帮土匪，这是给国家长脸的事儿。”
“然后就有个军官扛把黑家伙一个个车厢教我们咋上子弹咋瞄准开枪，完了一人一把练姿势。火车坐了几天几夜不记得，只记得那个地方啊，嗬哟，真不咋样。”
“后来就上了战场。有一次打一个基地，夜里没人发现，几炮轰下去，就玩完了。同志们都高兴啊，庆功的时候连长告诉我们，那里还躲了十几个逃命的人。我不觉着有啥，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
“几天后我跟大部队走散了，想找个地方讨口水交馒头吃。你说巧不巧，我真在山头上找到了几个窝棚。找不着门在哪该敲哪就敲了敲一根支瓦楞的木头杆子。有个婆娘出来了。那婆娘，生得倒柔弱，眼睛肿得跟金鱼泡似的，枪都扛不动的样子。我冲她比划喝水，她愣那看了几秒，突然冲进屋里，我以为她去拿水。”老人顿了顿，“谁知道她挥出来一把镰刀，银晃晃的齿子闪着光冲着我脑袋往下劈，我躲啊，那刀口便只从手肘直戳进去，分不清是砍开了皮还是割烂了肉还是挑断了筋，只有钻心的疼从手肘再到虎口一直抽着疼到脚底板心。我大着胆子看了一眼，就见着划出来的白花花的骨头边血一个劲的往外渗……”老人的身子一阵颤抖，狰狞的刀疤似乎随时会崩裂。每次讲到这，他都心有余悸。
“醒来就在卫生室里了。他们跟我说，那婆娘的男人和几岁的娃娃，都在几天前被中国军队轰得连尸都不剩……我想起了几天前我们最得意的那次突击。”
“没那么巧吧，我不敢让他们接着讲。”
“那再后来呢？爷爷。”
“我挂了彩，就跟着一辆拖货的火车回去了。回村里时，我还绑着绷带，别着红花，别人告诉我垂下来的缎子上烫金的两个字念‘光荣’，有人在村头敲锣打鼓喊着接英雄。没找着我婆娘和娃娃，我觉着不大对，冲回家去，婆娘正在灶边煮着一锅白水，我说，娃呢？她看了我好一阵，才说，娃没了。几周前人民公社断了炊，娃饿，去挖野菜，天黑都找不着人。她摸着黑挨家挨户请人帮忙找，只在悬崖边找着了半篮子野菜和一只烂掉的草鞋。”
老人一下子哽咽住了，抬头望向天花板也没能止住老泪纵横，他喃喃的开口，“我娃说他八岁要念书，学煮钢铁，给公社煮最好的钢铁修铁路，造大桥……”老人眼中闪出骄傲，瞬间又变了绝望。“那不久，婆娘也害了病，草药也不喝，只几周，找娃去了。”
“我炸死了别人的男人和娃，人家要偿命来喽！我后悔呀，干啥往那纸上瞎画十字。人家劝我，说打仗我们也死了不少人。可我就是觉着。”老人叹了口气，“报应啊。”
“后来我一直带着这道疤。改革开放了，国家富了，我吃上了国家粮，拿上了国家给的补助。常有穿一身黑的绿的蓝的干部提着面啊油啊来慰问，也有小娃娃来给我敬礼扎领巾。”
“现在，我还是不懂政治。不懂当时的啥正义，非正义。但只要带着这道疤，我就明白，就算是打仗，杀人也要偿命，行恶也会遭报应呐。”
老人轻曲手指掐灭了烟头，又卖力推动把手，欹斜着卧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