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帝王生涯
一、
“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
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其中的思想我不能完全领悟，但某种感觉，是能够把握的。这句话质问了生存的本质。由帝王沦为隐者，这样的经历看似沧桑巨变，独一无二，却实与普通人的平凡一生没什么区别。到头来，帝王也罢，隐者也罢，百姓也罢，都不得不质问一个问题，一个准确而又模糊的问题：“这一生，究竟……？”在这个问题中，“究竟”不仅仅只是一个副词，它还是谓语和宾语；在这个问题中，“？”也不再只代表一种疑问，而是多种。当我们确信自己不久以后将不再存在时，才会提出这样一个关乎我们“存在”的问题。我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我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这一生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吗？我所做过的某件事情是我存在的意义吗？意义是什么？我到底存在过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的问题都包含在这个问题中，而燮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含了世间万物”，是说他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存在，天生的、永恒的存在，正如一本圣贤之书永恒地包容世间万物；而他存在的意义，便是《论语》之中所散发出来的有为精神，追求，醒悟，再追求，正如他明白了走索是他的天职，他的使命。“有时却觉得一无所有”，便是燮王对自身乃至人类生存行为的反观；生存不仅找不出意义，正如一本圣贤之书也一无所用；而且生存并非意味着存在，即我们并未存在过，正如昔日的亲人，爱人，友人化为虚无。燮王从他的一生，得出了两种对立的结论，似乎这样的对立将彻底瓦解掉他的信念；然而相反，在这样的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平静安然――因为对于这种对立的认识比他过去的一切认识都更为贴近存在的本质，而愈为贴近这种本质，对于存在的认识就更为广泛：存在为存在；不存在尔为不存在；存在容纳一切；存在顺应一切。
二、
“他们于农历三月七日凌晨抵京，据《燮宫秘史》记载，这一天恰恰是彭国的万人大军长驱直入燮京城门的忌日，现在看来这种巧合似乎是历史的精心安排。”
当我们从广度的视角审视存在时，就产生了历史。在燮国的历史里，杂糅着乱世之中的争夺、操纵、报复、厮杀、缴灭等等，也杂糅着治世之中的娱乐、文化、节日、日常生活等等。它是一种混合物，包含着人类的善良与邪恶。
历史更像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在人类已有的学问中，它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不像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不仅仅有着无可撼动的理性力量――对于规律，变化的探讨，更独特的是它既然承载着，记录着人类的苦难与邪恶，却冷眼相对，无动于衷，让它的规律、变化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正如燮国无论曾是多少人精神的寄托，物质的依靠，但当它的行为落入历史的轨迹之中时，它就被历史驱使的另一个国家所毁灭，丝毫无法挽回。
因此对于历史，我只能也只敢讲这么一点话语。
三、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我远远地观望着旧货街上的惠妃，依稀闻到一种薄荷，芝兰和墨砚混合的香味，它在午后的旧货街上若有若无地浮动。”
人类对纯净亵读的方式千奇百怪，其中有一种将引起我出自本性，出自本心的愤怒和痛苦，并且这样愤怒和痛苦，将以一种内在的绝望动摇我生存的信念和勇气。那就是对于纯洁女性的践踏。至少从男性的角度中，女性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纯净和美好；而内在品质又足以符合这一期望的，便更为不可亵渎的纯净的象征。然而不仅苏童，还有文学大师诸如雨果、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宰治等人都用自己的笔墨揭示了一个悲剧：邪恶对纯净的逼迫和玷污。正如大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发出疑问：难道纯洁也是一种罪恶吗？小说中蕙妃本是一个曾在御河边仿鸟飞奔的女孩，却在宫廷斗争之中沦为娼妓，又在战乱之中流离失所。过往狎客，挑出一个早已堕落、本身已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的妓女，用金钱购置肉体，做一桩买卖，并不十分令人发指；但本性未堕落，纯净无比的少女迫于生计委曲求全时，这种由社会或某些人所构成的罪恶难以衡量。难道我们人类已堕落到只有将牛奶混入污水沟中再喝下去才会快乐吗？难道我们人类已堕落到将共有的尊严万般蹂躏后才会满足吗？
但愿我们纯洁的信仰化作一只自由的飞鸟，飞到只能抬头仰望的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