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歌”
这是我第一个所想到的词语，梁衡先生苦心经营的“大事、大情、大理”是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大气磅礴，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事例恰当精确，还不时以其他同类型或同时期人物进行比较分析，再加之其他评价。读完一篇后，顿时对某位人物印象实在鲜明，可见其功底一班。着实不愧为担任国家重要官员的名作家。
读《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时，我见林则徐，一个为国为民的正统士大夫形象跃然纸上，“民族英雄”的完人形象呈现。那么历史中的林则徐呢？不禁令人思考。他虎门销烟，可销的大烟皆是“洋烟”，而不反对中国民间所制“土烟”，其目的在于防止白银外流，以维系国家财政。外国史学界也将鸦片战争称为“贸易战争”，而文章与历史书上书写的则为林则徐停止鸦片腐化中国而勇敢站出，风风火火将大烟收缴销毁。并且，有记载林则徐在任期间也会冬天收炭贡,夏天收冰贡，也就是接受贿赂。然而，我们无法将人物与其所在环境剥离开来，晚清时期官吏俸禄微薄，作为官员的林则徐处在如此的环境之下如此的行为也绝非只是其一人之过。
在《人人皆可为国王》中，皆是对于人物的歌咏赞颂，如同京剧中人物一出场就根据脸谱颜色判断好坏，其中的历史人物评价的导向是十分明显的，展现的皆为大智大勇的完人，可人总是为复杂的个体，并非只有那完美无缺的一面。为历史人物脸谱化，贴上标签是人们固有的印象所致，如梁衡先生文章中所举典型事例，正是这些典例让大众形成对于某一历史人物的片面认识评价。
正如对于林则徐的受贿行为不能脱离其所处历史环境一样，同样，对于此类赞歌文章也不能脱离笔者的身份环境。梁衡先生，与其他作家不同地方大概在于他的“根正苗红”：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学教材顾问。可以说，他的文章实为高考作文的典范，是社会所需要的正能量的原动力。
其文章所写人物，身上或有对于家国大义的坚守，对于艺术理想的追求，对于科学真理的执着，这些文章所展现的人物在其次，不过是这些优良品质的载体，其中所提倡的种种，是社会所需要的，是当局所需要的。其文章实属文学与政治的良好结合，因而导致了人物的脸谱化、片面化，这或许也和他的政治身份息息相关，也决定了大众对于人物的认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这里也并不便过多赘述。《1984》中有一名言：’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完人固然美好，可我更爱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