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会听到一句“男儿膝下有黄金”，于是便总以为下跪是软弱，是屈从，是卑微。这个词让我联想到的总是中分头的、讨好的笑脸（我称为“汉奸脸”）。我刚一看到文题和“奴才的姿势”，“软骨的病状”等片言便天真地武断：这一定是教导我们要有骨气、不畏强权。沾沾自喜地一读，却发现全然猜错了。而这篇文章也正如作者所写，改变了我对“下跪”这个词的认识和理解。
我头一次听说陈寅恪先生，是从初中历史老师的赞慕中，而王国维先生则因《人间词话》相对知晓些。两人都是我所佩服的，也都是我无论如何不会与“下跪”挂钩的。然而陈先生重重的磕头，这骨头与大地的清亮的撞击，也使我的心清亮了。我仿佛也成了陈先生身后友人中的一个，短暂地震惊后，又在新旧思想的回荡中醒来。
我是无法理解这一封建愚举的。作者便爽快地揭示了真相。陈寅恪是民国君子，而王国维却是晚清遗臣。陈先生此举，并不含有封建腐朽的思想和政治色彩，他的磕头所想表达的，其一是对王国维文化精神的真正理解，其二则是对逝者成就品性的最终肯定与尊敬，这个下跪，跪的是学术、是人格，而非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这是一个书生对另一个书生尚存思想的最终参悟，真正做到了思想上的鞠躬。
陈寅恪用膝盖和头盖骨展示了对文学的尊重。在三立老人家中，他用膝盖骨又展示了一个更为隐晦的东西。三立老人与陈寅恪的学生们畅谈时，这位清华国学院导师便整整站了两个时辰。当站着的骨头与坐着的骨头同时出现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有幸目睹了书生世代相传的礼仪—尊重。儿子对父亲的尊重、学生对老师的尊重、长者对求学者的尊重，都被站而复坐的骨头，和始终挺直的骨头支撑起来了。
将目光放到更宏大的地方，当时的整个中国文人不正如义乌陈氏一般。我的眼前忽地出现了一个破旧的草屋，又映出了一座气势磅礴的大学城。蒋梦麟的不争，梅贻琦的公大于私，月下讲课的刘文典、吴宓、唐兰的大叫一声“好”，萧涤非的巜早断》凌迟。这些有些陌生却应当铭刻于心的名字，向我展示了一个中国在战火中巍然不倒的综合性大学____西南联大。联大有P、T、N,却因为一个共同的崇高理念，合成了A。这理念，也不须多言，它早已在学生与老师的骨头中增长，它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对祖国振兴富强负责的书生的理念，它是有出处的，它来自对文化的尊重、对国民的尊重。在这样崇高的尊重与庄严的历史里，我理当，也确实又些羞愧了。
事出有因，我所以羞愧，大抵是因为自己作为历史上读书人的传承者之一，竟然忘了这份尊重，牛屋上层的华罗庚所拥有的对学术的热情、对生活的无惧，对学生的宽容，这一切，承载了许多，如今却已失散了么？
以我之才疏，是没有能力给出答复的。纵失了，散了，我想，却不会消了的。书生的骨头，只要未曾弯折、屈服，就永远不会消失。而如郑孝胥、周作人之流，或许是个文人，却绝不是书生。因为他们没有“意气”，自己没有“骨头”。
刘文典说“：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对文化的尊重，便是这爱惜。我想说：书生的骨头比日寇的刺刀更硬。这便是那群青衿们用骨头支撑的动作，展示给我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予不往，我自来兮！这一刻，我真真切切的明白了，皮囊下有什么。
是的，皮囊下是骨头。
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的回击道：“如果你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
日本人走了，刘文典采用中国话表达了一个书生的愤怒：“国难临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闻一多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梁思成第一次在梅贻琦面前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把设计图纸重重的拍在了桌子上，吼道“：改！改！改！从高楼到平房，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只好站了出来，一字一句，说了那句立刻让两人息怒，并且日后在中国教育史上成为经典的名言：“如果有条件，让学生住大楼当然好；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应该适应环境。大学之大，并不是因为有了大楼，而是有了大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华罗庚安慰她说，别伤心了，等我的《堆垒素数论》出版后就去割几斤肉，全家美美地吃一顿。要是有剩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然后再买两包烟吧，真想抽支烟啊……
一位位不世出之伟人的话让人热血沸腾，或是深思良久，也有同情哀叹。他们有骨气，有才华，也有自己的梦想。但他们也饱受穷困，落魄的折磨，不单单是他们，还有那个时代。
在苦难中不改其志，充满希望与担当。永远不跪于权势、政治、却出于尊重，长跪于文化面前。这便是西南联大乃至整个神州大地上的书生骨头，书生意气!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读书人如何去仰望一根坚硬的骨头”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书生意气 ”。
现在，我正长跪于斯，怀着尊重，看着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