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人人皆可为国王”几字时，我初误以为这是外国人之作，因为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国王称统治者，没有谁会说，唐王朝的国王，这样犹显怪异，我们好用”帝王＂，因为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集合体，而帝国却带了某种情感，但我看到书时，才不得不纠正我之前的看法，这是中国人写的，且文化底蕴很好。
尽管如此，我依旧不太喜欢他的这种行文习惯，将事与事进行类比。况且很多类比都是互用，即写甲时用乙比甲， 而写乙时又用甲比乙，我自不怀疑作者学识与才华，但如比这般总让我停下思考作者思维方式，是以平行的联想来取代深度的挖掘?更何况 ，在不恰当的联想中，易引发一种荒谬的滑稽感，但作者还是注意得很好，他的写作有点像青楼间的说书人，想到便讲出来，就让读者身临其境地在他潮水般起伏思绪里、心潮澎湃。他能带你到他的角度，他的站的角度，品味人间百态，这一点上他卓有成效，你会在他的境界看他所看所想之事。
但是，他的文章，作为描写人物的传文时，在他娓娓道来中，杂夹一些他个人主观上的看法，这种事应不应该呢? 他自己讲过，记实类作品不要文学虚构性太强，但是他又同时发表看法，也是他的自由，这种自由某种程上却也剥夺了读者思考的权利。
那么，这种表面上宜讲理性与自由，但潜在而不自觉地灌输着作者理念的文章，与文革中强制性要求人思想改若有何异？只不过这样让人难以发现与冷静思考，而文革时还可抵制，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应不应考虑作品的影响？
一篇文章，一段史实，一本资料，出于对社会影响的考虑，是否能恰当的修政或删增?例如在编某历史时，有些史料若编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某种程度上的不稳定，但不编入可能会导致读者的误解。在历史的公正与社会的需要，你选择什么？自然是社会的需要，但你如此知道社会需要什么?世界变化是如此之快，当我们一回头，一转身历史就过了。
悲观者开始思考时，常常陷西西弗斯式的哲学困难境地中，做天鹅无法展翅，总是碰壁，那便只能做爬山虎了。乐观者呢?他们不思考哲学，他们热爱生活并投入地生活。
我不愿向历史人物发表或褒或贬的意见，西汉的一位昏君，即后来的汉昏侯，做皇帝几十天后离奇被废，在当时的历史考证史书记载，在他在位时不过干过14件坏事，但随时间的推移，史记上记载的数量不断增多，最终竟到一千零八十多件，足足增了一千多件，大多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那么，我们所读的书，便可以说是别人的杜撰，我不必对虚构性很强的入物发表我的看法，历史从未公正过，自知自心，可也。 ＂
无知”地生活，不也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