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词的存在本身就是两个单独的系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中国古代的文与诗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总与家国天下或人生理想离不了太远。……那么词呢？词的结构灵动多变，尤其在诗面前少了几分拘束与严谨，多了几分自由与随性。词人表达的情感也更为丰富。朝野之上的官员可以在庭院里品茗茶感人生记录碎片心情，提笔写下“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的心情札记；流连于美人乡的风流才子也可以对某个不讲道理欺压人民胡言乱语的葫芦官吐槽一通，“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发发牢骚鄙薄卿相。
但《人间词话》一书，终究是王国维先生早年时期的作品，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他对词作家的一些偏见。诚哉君言，“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这个结论绝对不是王国维先生杜撰或编造出来的，甚至当小辈在日常填词时都有着与写诗或写文时不曾体验到的快乐感，轻松感。像张先、周邦彦等人，他们和我一样，可能仅仅只是将写词当作自己抒发意志表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与当代年轻人遭遇到无关紧要的开心事或伤心事会发表朋友圈或空间说说同理，大家享受的是使用文字表达的这个过程而非期望流芳千古。在我看来，这体现的是一个人对于文字与生活本身的热爱与感激，是一个人有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是为了写词而写词，过于追求工整和硬性规定（实际上写词没有太多繁复冗杂的规定与要求），这种词作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还会是什么生龙活虎感性可爱的词作家？不过是没有感情的冷冰的填词机器罢了，那未免太缺乏人情味，也有些本末倒置的意味了。王国维的苛刻反映出的哪里是治学严谨？在我看来分明是没有走进词人的内心，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触犯个人的小天地的话，不论是谁，大抵都会感到些许冒犯。
那么这里也有必要谈一谈我在幼稚时期对王国维老先生的偏见了。老师认为诗仙的词完全以气象取胜，范文正公与夏英公只够继其词风，要想达到太白之气象太勉强（原文为：太白纯以气象胜。……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且不说李白是天赋型选手，对于字词的拿捏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再加以后天的锤炼与真性情的滤镜加持，青莲居士的仙气飘飘欲出，单纯解释为“气象取胜”会把他委屈坏。王国维拿后世二人做对比未免有些小家子气，更何况范仲淹和夏竦本没有模仿太白词风的想法与痕迹（有言夏竦尚权术，性贪婪，世人目为奸邪），三人走的路线大为迥异，强行比较只会让追崇先人的心变得矛盾又踌躇。而且我想，诗仙应该也不愿意自己被后人以这种方式夸赞。
以上愚见不可当真，小辈的狂妄无理之词只能代表个人看法。我认为不妥当的，或许有其道理存在。我所阐明的与作者不同的想法，也只能代表我对这一部分的不认可，这本书包含的美学价值是中国这块领域的钥匙，经年不衰。再者既然是在年轻气盛时挥洒的这些批评性质的文字，那么也就在某种层面上张扬大胆地散发出了他自信与智慧的光芒。《人间词话》一书，说白了不过是王国维先生的读书笔记，稚嫩或成熟，活泼或稳重，也都不过是他个人的文化产物，举着花型喇叭遍地唱赞歌常引来潜心读书的人的不适，一心挑刺迫切着推翻前人往往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所以我们倒不如清醒辩证地看待，既不失立场，又表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