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许三观老了。牙齿掉了七颗。眼见着平地上建起了一座比一座高的房子。
他身子骨还算硬朗，总觉得血涌得快，可医院里不再收他的血了。新来的血头说，他的血是“死血”，卖给油漆匠都不要。
后来他怀着畅快的心情，看着那个血头被喝令脱下发黑的白大褂，却又古怪地看着卖血的办公室被锁上，再次打开，已经贴上了“无偿献血站”的牌子，里面坐着的是温柔年轻的小护士，她不收白糖，可也不会拿出钞票。
他悲哀地想，下一次家里有什么灾难，可从哪去挣钱呢？连卖血这条退路都被永远地封锁了。
同时，他又愤然想到，那次医院给因为卖了四百毫升血而休克的他输了七百毫升血，也应该“无偿”。
看完《许三观卖血记》，我有如上联想。
一开始，我比许三观还小看卖血。
我相信活蹦乱跳的造血干细胞会源源不断地造血，而血液如地下水一般抽去又涌上来。直到我看到，李血头说，“每三个月才能卖一次血”，根龙和阿方或死或伤，而许三观仍为着给重病的儿子筹钱，一路上去不同的医院卖血。看着他冷静而有条理地一一记着一路上可以卖血的地方，我不由背脊发凉。
“卖血”作为本书的线索，其实并非一直贯穿。它像是饥荒时许玉兰藏在窗下的那只米缸，知道它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但却悄悄地托了个底，于是在玉米面粉磨完了之后，把它拿出来；在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时，将血抽出来。许三观一直在为着家庭而卖血，为了成家，为了不被“抄家”，为了救儿子，为了早日让儿子从乡下回来。而留给自己的，不过是一盘炒猪肝和二两温过的黄酒。而他对这唯一的“盛宴”也是木讷的。心底知道它们补血，却更像一种仪式。他不怨每次无可奈何时，许玉兰说：“许三观，你再去卖一次血吧。”他把钱毫无保留地拿来填补缺口，而那几块钱的猪肝与黄酒，是“为自己挣的”。后来，他教会年轻的两兄弟去卖血、去点菜，宛若当初根龙和阿方教会他如何展现出一副自己是常客的姿态，才不让店家短斤少两。这徒劳一般的补救就随着“卖血”——这项人人皆可为的生计一样，经验人教给后来人，会绵延不绝，直到“卖血”被停止而随之消失。可它已经根植于许三观等无奈的劳动人民的心里了，如犁牛一般任劳任怨地为家庭献出一切之余，总得慰劳自己，然后欣慰地看着家人过上好日子。看到书末写着“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而卖血”，突然心酸。
这本书里的人物是粗糙的。因为真实，所以粗糙，而却又因为粗糙，所以真实。许三观不是宽容的人，他不能容忍的事情有许多：何小勇让他做了乌龟，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会因此而和许玉兰喋喋不休地置气。但他又是个心肠柔软的普通人，他最后还是让一乐去给何小勇喊魂，对孩子们说：“我和你们的妈妈都是犯过生活错误的人，你们不要恨她。”他们的自尊也渐渐被磨灭了。文革时期，因为少了一个“妓女”的陪斗，他们抓了许玉兰去充数。作者全书没有用大量笔墨写人物的神态，留给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我偶尔会想，许玉兰在批斗会之后拿着“妓女”的木牌回家时，是怎样的心情。她疲惫了，疲于反抗，就如那个时代的人们，有着为生活打抱不平的心，却只能脚踏实地而无奈地活下去。
后来，一乐、二乐、三乐长大了，有了安定的生活。李血头走了。根龙死了，阿方的身体败了。何小勇死了。许三观的卖血之路，这段值得许三观拍着腿对邻人们或以吹耀或以抱怨的口吻诉说的血泪史，只有许玉兰一人明白，它不值得吹耀，也不值得抱怨，因为这就是那时候生活本身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