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
一九三八年四月，迫于日机轰炸，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校务。
从此以后八年有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联大精神，始终闪耀在一片废墟之上，迸发在抗战岁月之中。时至今日，这个破碎而沧桑的名字仍为人所铭记。
就如所有辉煌成就的背后都有一段蹉跎岁月一样，苏武牧羊、万里长城，红军长征……西南联大也不例外，从庐山谈话会上胡适等人勾画的宏伟蓝图开始，在烈火焚烧中的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留下的热泪中，迎接三校师生的只有两个字——长征。从长沙到昆明，在中国地图上仅有半根手指的距离，却是山水阻隔，道路险恶。当时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取道香港，辗转坐船到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达蒙自和昆明；第二批则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进入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转乘火车抵达目的地，第3批最为简单却是最为艰苦，危险漫长，简单到只有两个字——步行。这个人类最原始的迁徙方式，在此时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第三路人马有290名学生和11名教授组成，这些安定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读书人，在日机轰炸的险象中行进在漫长的乡间小路上。犹如一只出征的军队，艰难的步行彻底消除了教授和学生的区别，夜宿晓行，土匪骚扰，饥渴交迫，雨雪阻挡，奇风异俗。人仿佛成了走路的机器。
“人生到处知相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他们脚下的小道和1934年长征的红军所跋涉的路是交叉的，果然，湖南桃源通往黄平的土路上，师生们看到了坚固的碉堡和土墙上的反共标语，这些蒋介石的军队堵截和追赶红军的遗迹，恍如昨日，真正让这些读书人看到了路途的漫长。
看似长征路漫漫，可这支队伍永远无法被真正打垮。“湘黔滇旅行团”——无疑是师生们自诩的休闲幌子，时至出发之后的第26个日子，“旅行团”被一场大雪困在了沅陵，本是司空见惯的情况，却成了偶然中的必然：
黎明时分，师生们听到了一阵歌声，一个深沉的男低音用英语把《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两首美国歌曲撞击在大家心头，那是诗人闻一多教授，用他的激情，点燃起了大家心中的火苗。其实闻一多的歌声里，更多的是喜悦和高兴，有几个学生已经听出了闻一多歌声里包含的内容。在沅陵这个寒冷闭塞，土匪出没的地方，闻一多见到了新文学作家沈从文。
围坐在温暖的火塘边，沈从文用美味的狗肉招待了来自远方的客人，乡间的烈酒让他们的热血沸腾起来。师生们眼中贫困苦难充满了危险的园林，在沈从文的笔下却展现了美好温馨的一面。沈从文写道：沅陵的女子并不因为终日劳作就忘记自己是个妇女，女子爱美的天性依然还好好保存，胸口前的扣花装饰，裤脚边的扣花装饰……
在烈酒与友情的陶醉中，闻一多想起了出发时学生的疑惑，他们说：“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矩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大年纪吃的消吗？
闻一多笑了，他知道自己蓬乱的头发，茂密的胡须掩盖了他的真实年龄，四十岁的闻一多，自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他就蓄起了胡须，他发誓，抗战胜利之日，即是剃须之日。“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
这位“何妨一下楼主人”，正用行动诠释着一介书生的硬气。
三百余人，68天，1600多公里距离，几多风雪，终于寻得文化的栖息之地。他们老远就看见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率领联大师生，举着大旗热情地迎接这支长征的队伍。可抗战的紧张气息深深感染着昆明，偌大的昆明难以安放西南联大全部师生的课桌。处于滇越铁路中间的小城蒙自，就成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落脚的地方。
偏僻的蒙自受宠若惊，却配不起大师们的广博学识。破旧的书桌，损坏的墙壁，图书观仅有十七个座位。宿舍便更不用说了。可教授们照样用瘦弱的肩膀，奠定起一座大学的基座。刘文典的《红楼梦》专题讲座，钱穆的中国通史，早上六点开课，却无一人迟到。
关于宿舍简陋，另有一段故事：一天上午，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常委视察学生宿舍，那所前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破旧营房，让蒋梦麟大为不满，他认为不应该让学生住在如此老旧的房子里面，而张伯苓则表示了不同意见，张柏林认为国难当头，政府困难重重，抗战时期的学生艰难困苦也是一种锻炼。蒋梦麟突然激动起来，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样破烂的宿舍。张柏林并不让步，提高声音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让他住在这里！见两人互不相让，对话中渐渐有了怒气，梅贻琦只好站了出来，一字一句，说了那句立刻让两人息怒，并且日后在中国教育史上成为经典的名言：“如果有条件，让学生住在大楼当然好，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应该适应环境。大学之大并不是因为有了大楼，而是有了大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校长身为文人的儒雅之形象油然而生，隔着数十年岁月犹仿佛能听到铿锵之音。
所谓大师，不一定有超世之才，却必有其独特的文化人格。而这些人格聚集在一起，成就了闪耀的联大精神。
讲课，往往最能看出大师们人性中令人敬重的地方。刘文典是西南联大研究庄子的教授，他给学生们讲《庄子》，开口就说，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是自己，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一起只能算半个。
刘文典恃才傲物，狷介不羁的名声，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一个谈资。他在课堂上开讲《庄子》的时候，经常有吴宓等几个教授前去听课，见到几位同事，刘文典也不打招呼，旁若无人的闭目演说，当讲到紧要处时他便戛然而止，睁开眼睛看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的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教授立即学生似的起立恭恭敬敬的点头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每逢这个时候，教室里便想起了活跃的笑声。
可在日军杀气腾腾地上门搜查时，翻译官呵斥他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让他用日语回话。刘文典冷笑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展现给后人的，是一位教授的自负，是一介书生的傲骨。
与刘文典比较，讲《红楼梦》的吴宓先生没有任何教授架子，一派绅士风度。讲座进行时，吴宓看到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便停止讲授，马上去旁边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坐好后才接上刚才的话题。
古怪，有时和一个君子的儒雅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刘宜庆先生在《绝代风流》一书中，有如下记载: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合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至于冯友兰教授在炸弹坑里上课，陈达教授跑警报时在坟头讲C.Ginj与A·M·CarrSaunders氏的人口理论便不必多说了。周遭的环境越是艰苦，便越能激发出师生崇尚自由之精神的追求。
说到“跑警报”，也自是联大师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由于抗战，日机的炸弹，不时落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之所以用“跑”而不用“躲”“逃”，则显露出一种临危不惧的从容。
所谓联大精神，不光有枪林弹雨中谈笑风生的豁达，更应该有视死如归、艰苦卓绝的惊人毅力。
联大学生汤一雄在演出话剧《夜光杯》的时候，突然阑尾炎发作，剧烈的疼痛化作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但是演出已经开始，不可能找到其他替换他的演员。汤一雄咬紧牙关，忍受剧痛折磨，连续坚持了几场演出，最后昏倒在后台。同学们把他抬到医院，然而为时已晚，汤一雄将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舞台上。
蒋梦麟校长在日本军人的淫威面前毫无惧色。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反日宣传。”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就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和板垣将军谈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的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让我们临危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一句校歌，唱出了多少学子之不屈壮志，唱响了屹立于时代之巅的联大精神。
1937年至1946年，短短九年，从西南联大走出了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六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八十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历史奇迹。
联大精神未央，时代的钟声一响响敲打着热血民族的心，这段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岁月，终将被人珍存在历史的神龛上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