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围城》才知道中国古典文学整个儿要属浪漫主义的。
或许是那句关乎婚姻的“真知灼见”太过名扬四海，况且又像所有的名著一样，闻者多，读者少。单看书名，《围城》免不得给人留下个惨兮兮苦咧咧的形象。其实钟书先生是很幽默的，这幽默像柴郡猫的大脑袋，专挑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冒出来浮在空中迷之微笑，叫你跟着傻乐。
乐完之后，你揉着腮帮，在下一回傻乐的间隙里好生想想，忽地恍然大悟：吓！这事儿我也见过，怎地从前书里头从未见写！
《围城》就是这样一本书，专写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从民国到21世纪没有变过，从民国到先秦大抵也没怎么变过。我坚信。
谈起古人，古代，古典诗歌、戏剧与文学，大概标准的当代大脑里立刻浮现的都是诸如“精致”“高深幽微”“炼字赏析”诸类短语。清朝尾巴接着民国，又有历史书上一干鸦片鬼和花羽大官为证，几乎算不得古代。明代有朱元璋打招牌，存了点烟火气，到宋朝文人们就白而光滑如瓷片了。唐人几欲飞仙。由南北朝再往前推，则与科幻电影无异——说得煞有介事，心里总恍恍惚惚存着点疑。
这要部分地归咎于我国的诗人，大约从孔老夫子以降就走在广义浪漫主义的大路上一去不回头。广义浪漫主义是笔者胡诌的，然笔者以王氏瓜农之心态，自觉有几分歪理。
李白，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仙，落笔如空中飞行。杜甫，现实主义代表，落笔如……贴着地飞行。杜诗是很沉重的。安史之乱后所有流民的苦泪都压在他的翅膀上，可他载着苦难还是要向上飞的，只是苦难太重，只好作草上飞，挂了一身枯枝败叶，但终究没有站在泥地里。
好比古诗词写夏天，最爱写采莲，以致于看见这两个词就能想到碧色罗裙，想到湖色荷风举，想到胜芙蓉的脸颊，想到莲子清如水……正是“别有中流采菱荷”。然正经在南方过夏的人都知道，夏日荷塘实在是日头毒辣，水汽蒸腾，水面反射能力亦不弱。坐在木理粗糙的小船上，船舱底犹潮，船板烫手，大概天仙样的人儿也不会有芙蓉的脸色，更别提风流。
但这并不能怪罪诗人，因为诗人确实要干净的，肯于站在泥地里的需是小说家。只能叹古典文学史上拿得出手的小说家都生得太晚。
写这半天，似乎都在耍贫嘴，与《围城》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无妨，钟书先生也是耍了不少贫嘴的。至少他至今没有从杨绛先生这座围城里冲出去，可见这人并不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