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对于呼兰河是追忆和怀恋的，那儿承载着她的童年。祖父的园子里，黄花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然而细细想来，即使是略显丰富多彩的后花园时光，对于萧红来说仍是稍嫌单调的。因为她在尾声中写道：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唯一的伙伴，是慈祥而葆有童心的祖父。可是萧红却把它写得这样明媚，这样活泼，这样自由，这样可爱。这样写的原因大约应该联系到作者写作时的处境。此时的萧红正在香港卧病，在经历一生的颠沛流离以后，她终于要来到生命的尽头。可疾病缠身的生活是痛苦的，孤苦无依的寂寞是萦绕在心间的。然而在这种不甘于生命消逝的顽强本能的驱使之下，一个才女流露出了对自我的真正关照。她是那样地怀恋着家乡，却只能将其化作心头萦绕的流年碎影。萧红巧妙地选择以孩童视角叙事，诗化的语言，那样天真，那样强烈地表达着个体生命，却总好像笼着深深的哀伤与清醒的幻灭感。
萧红对于呼兰河的社会传统是批判的，并且尤其强烈地展现了女性意识。封建传统文化观念扭曲和扼杀着人性，而妇女又是这种病态传统的首先受害者。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小团圆媳妇死了，而无意识地害死她的婆婆、街坊邻居们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牺牲者。她们更加可悲，因为她们麻木地接受了一切，她们本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一心追求自由恋爱的王大姐由于触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教条，由人见人爱成为众矢之的。恶毒的舆论像是冷酷的乌云，低低地压着，艳丽动人的花，也要被迫垂下头去。小团圆媳妇、王大姐们的悲剧，正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自主安排命运，却被男权主义和习惯的势力群攻践踏的结果，只是意欲喊出“我命由我不由人”，便被制造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罪恶来。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是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那么该憎恶那群用封建观念把小团圆媳妇处死的人吗？我不忍心。更何况是萧红，对“人”的尊严有着近乎神经质的敏感的萧红，在目睹这一切的时候，她的心灵也一定是颤栗的。
所以说，萧红对于呼兰河的人们是同情和怜爱的。乍一看，她正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毫不留情地讽刺和鞭笞他们，让我们嘲笑他们的愚蠢与顽固。呼兰河人追求的是一种永远没有变化的宁静，习惯于沉寂安逸的昏睡。二道街上的大泥坑，阻碍行人和马匹，淹死过牲畜和小孩，他们宁肯绕道而行，甚至是铤而走险，却没有一个人说要把坑填平。每一个个体的懒惰与老化，所共同折射出的便是封建历史的文化惰性，腐朽与停滞。它转了千年、万年，始终转不出自己沉重而单调的轨道。然而萧红即便具有先驱的思想，深沉的思索，她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一份子。看着一个个被凝而不散的迷雾蒙住的灵魂，看着他们自食其果而悠然自乐，她总是要同情多过于讽刺，怜爱多过于鞭笞的。
然而我不禁要想，萧红对于呼兰河的人们的同情与怜爱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情与怜爱。或许萧红讲的根本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某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而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故事。也许，这悲哀其实不止是那一个时代的，而是从极远极远的前代带了来，又将流向极远极远的后代。因为这悲哀或许属于整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所以这悲哀是最深的悲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风霜雨雪，受得住的也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被默默拉离人间了，那些暂且还没有被拉去的，便就着风霜雨雪，仍是在人间被吹打着。她用最淡的语气述说着千古的悲哀。
但倘若这样平淡的悲戚便是萧红的全部意识，那么萧红便不是那样动人的萧红了。你别忘了，她的名字里除了寂寞悲凉而相当克制的“萧”，更有热烈而富于生命力的“红”！她既然对人世间的悲哀极为敏感，就同样对生命的的活力极为敏感。她是那么善于从微不足道而乏陈可善的事物中发现跳荡着的生命力。不然她为何要满怀着欢喜与珍惜写“清早的叶子们！树的叶子们，花的叶子们，闪着银珠了！”她又何必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讲述冯歪嘴子的故事，写他的小孩“微微的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给人以生的希望和黎明到来的雀跃呢？ 她一定是感动于生命最原始的顽强性的。
而我对于萧红是心疼的：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孩，一个哀其不幸，用一派浑朴稚拙口吻批判国民性痼疾的作家，一个洞察一切却又深深沉溺其中的女子，一个并不企图看透世界却生性敏感的先驱。用两套笔墨，两种才情，写出这样悲哀寂寞与欢喜活力交织，纤细敏感而又苍茫阔大的文字来。不由得想到尼采所说：“我最大的痛苦是孤独。这种孤独归因于个人无法与世界达成共识。”那么萧红呢，她该经受着怎样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