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肋差——浅谈日本“物哀”文化
杨彧
面对梅花，你会说些什么？陆游会吟：“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贺铸会唱：“楼角初销一缕霞，淡黄杨柳暗栖鸦，玉人和日摘梅花。”而松尾芭蕉只会一声长叹：“访隐人不在，梅花亦别家。”
松尾芭蕉是告诉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故事：松尾芭蕉去访友，家中却只有老仆人一人守屋。这时他看到墙边一株梅花开，说：“主人不在，梅花却以主人之面迎我。”老仆答：“墙是邻居的墙，梅花也是别人家的梅花。”于是松尾芭蕉最后写道：“访隐人不在，梅花亦别家。”
有文评说松尾芭蕉此事中格调不高，透露出的仅仅只是双重扫兴后的沮丧罢了。抛开格调问题，这位“徘句之王”的这句徘句，却也深深透露出了日本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物哀”。这一个特征在日本作家，画家中一脉相承。明治时代的诗人石川啄木的短歌，仿佛处处是眼泪和血：
“一夜里暴风雨来了/筑成的这个砂山/是谁的坟墓啊!”
“森林里边听见枪声/哎呀，哎呀/自己寻死的声音多么愉快。”
能把人心的灰暗面挖掘如此之深的，恐怕也话不长。冯唐是这么说劳伦斯的。而石川本人，去世时也只有二十六岁。作为一个一生贫病的诗人，能说出如此诗句，似乎也不是能理解。他在诗集《可悲的玩具》中有这样一句：
“同神灵议论得哭了——/那个梦啊/四天前的早晨的事”
译者周作人先生给了这样的注释：“啄木在1911年3月2日给宫崎郁雨的信中引用了这首歌，并且说，他曾梦见和神议论，反复和神说，我所要求的是合理的生活。”
“我所需要的是合理的生活。”我能看到石川在写下这句话时内心的痛苦。儿子真一早夭，朋友去世，家中贫苦，颇有些“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之感。
同时代的画家竹久梦二的仕女画中，似乎也找得到淡淡的愁思。他那幅名为《晚春感伤》的画画的是一个仕女头带包中，刚从雨中避出，竹久抓住的是她收伞的一刹那。卧蚕眉，樱桃嘴，简简单单的几笔，周围更无景物，却能想象得到周围细雨迷蒙，杨柳拂动的样子。这种似乎不算是“感伤”，仅仅算是“闲愁”罢了。但一结合川端康成说梦二的那句话：“梦二是在女人的身体上把自己完全描绘出来。”好像大概又懂了，就像川端在《雪国》里写岛村看到叶子的那段话：“是不是真的透明呢？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掠过。定晴细看，却又扑朔迷离。”
如此看来，这样的心态，似乎好像又是日本文人共有的了。古中国一直有“士子伤春悲秋”的传统。冯延已《南乡子》中“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纳兰性德《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等等，都有非常直接的体现。而古日本人的“伤春悲秋”，以及其他的哀思，似乎又与中国诗词人们不同，他们似乎更对浮梦一般的人生感到痛苦。换句话说，中国诗人们更关心仕途，离别，爱情，有感即发，而日本诗人们似乎更关心生活本身。松尾芭蕉在临终时说：“旅途罹病，荒原驰骋梦魂萦。”在旅途中患了病，灵魂在荒原驰骋。大部分的日本作家们都愿把生活当作是一个幻梦，人死云，幻梦醒来，充满了哲学意味，但又仅仅停留在此。
一直到近现代，日本作家们的写作主题，尤其是名家的写作主题仍然离不开先辈们的圈子，甚至更甚，又仿佛是不约而同的，他们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死亡。三岛由纪夫的《天人五衰》写主人公每到十八岁就会死去，投胎成为婴儿，到十八岁再死去，如此轮回，像是在最灿烂时刻凋谢的樱花。而大宰治则更甚，直接把小说名字取成《人间失格》，即失去做人的资格。三岛《天人五衰》中的人一次又一次死去，太宰《人间失格》中的大庭叶藏因吸毒得肺病而死。而现实的结局是，三岛切腹自尽，太宰五次自杀失败，最后一次与情人投水，终于如愿以偿，逃出地狱一般的生活。在此之前川端患有抑郁症，而太宰最喜欢的作家芥川龙之介，也在1927年自杀。
日本作家们似乎对“死亡”有种特殊的情结，或说是一种仪式感。他们都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而在这几百年中，“物哀”到“我哀”的过程中，其核心不变的依旧是对浮生虚幻的不可抑制的悲伤以及来源不一的厌世情绪。像是日本能戏里的那些幽灵，戴着或慈祥或凶恶的面具，述说着一个又一个悲伤而又凛冽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只是极个人化的，只是作家心境的投射罢了。而对于生活中的一花一木，都足以唤醒他们手上的肋差。花开，刀落，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