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天的旅行中，我们对北中国几个极具特色的城市的民俗建筑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观察与研究。
在弘吉剌部，长生天是蒙古族早期的宗教信仰，其崇拜的主要有火、地、山、天、敖包等等。蒙古族人将天神称为“腾格里”，将天称为“长生天”，认为长生天可以主宰一切。（研究表明这是氏族社会平等关系遭到私田制破坏的表现，是蒙古族阶级社会的重要体现。）蒙古包的圆顶，白云蓝天花纹等特色都保留了下来，而作为蒙古族祖先的成吉思汗，人们始终保持着对他的敬仰和供奉。比如传统蒙古包都会在正中挂一幅成吉思汗画像，并且蒙古包门整体较低，也是为了在进门时低头体现对祖先的敬畏。哪怕在现代的草原景区，门口也会镌刻上成吉思汗的武器——查干苏鲁锭。尽管一些现代建筑有标榜宗教来提升旅游价值的意味，但其背后多多少少蕴藏着还没有消散的当地文化。
相对来说，内蒙古的蒙古包受到的文化宗教影响单一纯粹。因为内蒙古的传统建筑基本不受外来宗教的影响，所以较为完整地传承了下来。但就非洲来说，受本地传统宗教和外国宗教双重影响的例子非常多。非洲历史性政治性复杂，导致宗教众多，其中主要的就是传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中传统宗教对非洲历史文化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当地都免不了与传统宗教融合发展的这条路。
比如位于白色非洲和黑色非洲交界处的马里，这里的传统建筑受到的便是传统宗教与外来文化的两层影响。这两种文化仿佛在这一片土地上做着拉锯战，彼此难以融合，于是就造成了马里南北的建筑差异。北方是马里传统的粘土建筑，又称苏丹建筑，具有极强的地方特色。苏丹建筑以圆形为主，这代表着太阳与月亮，传达了马里人对天地自然的信仰。而在马里南部，19世纪法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欧洲宗教，导致建筑形态的巨大改变，传统建筑在南方变得非常少见。
除却受本地宗教和文化冲突影响外，还有一种宗教与建筑的关系，那就是室韦的木刻楞。由于“东清铁路”的修建，俄国商人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东北地区，开始修筑木刻楞。后来虽然经过了一段低谷期，（1905年《朴茨茅斯合约》，沙俄将中国北部铁路管辖权移交日本）但还是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形成了俄居民非法移居的一个高潮，导致木刻楞建筑在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定居”下来。
与此同时，额尔古纳地区也形成了华俄后裔最大的聚居地，也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恩和）所在地。大量俄罗斯人的迁入，导致了俄罗斯族的形成。在额尔古纳，我们也去到了一户俄罗斯族家庭，贝拉一家都长着俄罗斯人的外貌，却都能说流利的中文。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室韦、莫尔道嘎的木刻楞，都还是体现了中俄文化“合璧”的特点。以上种种，都是文化融合的表现。
贝聿铭说：“建筑是有生命的，他虽然是凝固的，可它上面蕴含着人文思想。”同样都是受到宗教文化影响，但单单通过在中国北地的了解和资料的查询，我们就发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体现方式。有这些不同，一是由于本地的历史文化因素，如室韦等地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传统宗教，最原始的宗教信仰就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所以不存在太多的冲突问题，建筑上表现的就是文化融合；而非洲因为传统宗教根深蒂固，所以有不可避免的宗教冲突，在建筑上就表现为界限划分明显。其次是由于外来宗教文化的侵略性不同，如在中国东北，俄罗斯人虽然是非法移民，但基本保持友好、和谐，这也促进了文化融合；但在非洲，因为殖民扩张的血腥暴力性，也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原始与外来二者的冲突。内蒙古蒙古包则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一方面因为蒙古族本身“弯弓射大雕”的霸气，多年向外扩张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外蒙古在近代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内蒙古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并不属于边境地带，各方面受到的侵略和外来移民都很少。导致了内蒙古本地宗教信仰较为完整的传承。
文化变迁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剧烈时而缓慢的过程。而宗教作为地方文化及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在大方向上体现地区文化变迁的过程。在弘吉剌部、马里、室韦等非常具有民俗文化的地区，宗教对其建筑的影响影射了整个地区的过去与现在的文化发展。至于未来，在旅游业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冲击下，我们如何对待各地的民俗文化，这也是从过去到将来人们会不断探讨的课题之一。
*参考文献：唐卫青——蒙古族起源、发展及其游牧文化的变迁（2009）
伊萨、戴俭、陈喆——马里传统民居建筑（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