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人：在狂欢中选择压抑，在爱情懵懂时选择压抑，在婚姻中选择压抑，在失意时选择压抑，甚至在死亡与人性光辉开始散发时也选择了压抑。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都柏林人”。
其实真正压抑的不是都柏林人，更不是都柏林，而是作者渲泄情感所打翻的百味人生。
与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相比，都柏林显得太大了些，故事如旅行者的足迹，很少交汇，也正是如此，反而铺平了卷集的社会百态，一点点捋清，却又蕴生出抽丝剥茧后的浓郁的社会气息。据说乔伊斯自22岁离开家乡都柏林后再未回来过，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愿收获他笔下的压抑生活吧。
刚刚说过，“压抑”全权是为渲泄情感服务的，窃以为情感有三：一是讽刺；二是怜悯；三则是对爱情的思考。
一个一个来，全书以《姊妹们》开篇，便刻画出一位迂腐可笑的神父形象，之所以形象倒不是由于细节刻画，而是借助他人的记忆与评论反而更引人注意。《委员办公室里的常青节》也运用了这一手法，大概便是我理解的“意识流”。一位迟迟未出现的委员，一屋子为他拉选票的男人，空气中充斥着抱怨与对帕奈尔的敬重，一位不负责任的政客形象跃然纸上。细细想来，颇像荒诞剧《等待戈多》的情节，不知是不是吸收了同是都柏林人贝克特的思想。
《泥土》中的玛利亚在我心中是下层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虽在生活中惹人喜欢，却也摆脱不掉落魄死去的命运，丢失的蛋糕与万圣节前夕摸到的泥土便是预备的讯息，乔的泪便是乔伊斯为她唱出的怜悯之歌。
爱情与死亡一样，都是故事中永恒的主题，如果说死亡还是为压抑提供切入点，那么爱情中的种种便是其本身存在的状态。《伊芙琳》中单纯的少女终究拿不出放弃家人与男友私奔的勇气；《痛苦的事件》中的男人为死去的情人深深自责。仿佛不是作者选择使那些人压抑，而是一段段亲历的爱情本身裹挟着压抑的病毒，散播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乔伊斯一定想到这些故努力使表面上文字变得菲茨杰拉德式的雅致，可这雅致丝毫不与压抑相冲突，反倒生出一丝凄迷。
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又开始下雪了。他睡意蒙眬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葬在那里。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这是《死者》的结尾，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舞会狂欢的歌声牵动妻子思念死去男子的心，丈夫无力作答，这不是谁与谁的错，是夫妻间未知隔阂而产生的疏远感，即使同床共枕，梦却依旧是自己的，谁也夺不去。这也是手法中非“意识流”不可的精彩一笔。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里说过：“爱尔兰是一个偏僻岛国，为什么青春生态如此前卫，文化艺术如此新锐？”
“我想大鹏未必来自于高山，明月未必伴随着繁星。当年爱尔兰更加冷落，却走出了堂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后两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风情。更出格的是荒诞派戏剧创使人贝克特和《尤利西斯》和作者乔伊斯，石破天惊，山鸣谷应，一度使全世界的前卫文化，几乎弥漫着爱尔兰口音。”
“爱尔兰不喜欢乔伊斯，乔伊斯也不喜欢爱尔兰。”
“它会使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不习惯，但一旦有了它，人们也就渐渐对传统小说不习惯起来。”
“爱尔兰一度拒绝他，也是因为不习惯，而现在，谁也不再习惯一个没有乔伊斯的爱尔兰。”
真真正正的好书，是值得反复品读的，距《都柏林人》出世也有一百多年了，就算百年后再回头看看，其中的风味也是时光带不走的。
这是我整理思路最长的一篇读书笔记，即使这样，还是写写停停，思考是不是漏掉什么该写的感想，写完后也总怀疑没有把自己的思绪明明白白地转换成文字，生怕流失掉一星半点。其实其中的故事我也不是全看得懂，如《阿拉比》和《圣恩》中人物行为背后的喻意我真不太能理解。但无论如何，感谢乔伊斯，使生活多一份荒诞与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