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几年前粗略翻过诘屈聱牙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我对普希金的好感就直线下降，连《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都没有救回来。但《上尉的女儿》漂亮地做到了。毫不吝惜地说，《上尉的女儿》在历史小说中是排的上号的。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小说，历史小说的写作难度显然高出一个档次，这额外的难度就在于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要想游刃有余地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就得拿捏好文学创作的力度，太轻就成了传记文学，太重就成了架空小说。这条小小的基本评判标准也难倒了许多大部头，即使大名鼎鼎如《三国演义》、《金瓶梅》，也不免误人子弟之责。
但《上尉的女儿》做了个很好的示范。普希金并没有忠实于批判起义的固定历史视角，而是另辟蹊径，展现了一个有十足人情味的起义首领形象。这让读者与历史保持了一定距离感，也保证了小说的新鲜感；但普希金也不是只会借着历史的外衣而信马由缰的流潋紫，他完美地复刻了起义时间线，让史实有迹可循。这也得归功于普希金在小说动笔前对普加乔夫起义的学术钻研，他先写就了传记《普加乔夫传》，后来才开始写《上尉的女儿》。宕开一笔，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因为他有本事，肚子里有货；反观现在一些作家，肚子里没草仍妄想挤出奶，没有金刚钻一样揽瓷器活。曹文轩曾提出，中国作家读的书太少了，要想振兴中国文坛，中国作家必须多读书，再来谈写作，其实这种观点是普适性的。
从纯粹的小说创作角度上说，《上尉的女儿》称不上出彩，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普希金搭建了一个隐形三角关系，即“我”——普加乔夫——女皇，这三者相互对立，相互掣肘，但又有千丝万缕之系，使得结构达到可观的平衡。这种讨巧的三角结构也为情节设置提供了方便。两点间只有一条情节线，不共线三点却能提供三条线和一个面！并且，只需要调换必要背景，一条线上的情节可以复制到其余两条线上，不仅省事，还能达到所谓“情节呼应，结构完整”的效果。
将小说主旨适当发散，还是有许多可以深思之处。正如前面提到的，普希金创造性地将普加乔夫设计成一位民间英雄的形象，而非口诛笔伐的乱贼头子，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但我想普希金这样做，更可能出于对历史，尤其是起义的辩证性看待。为什么普加乔夫明知起义是死罪，却仍然坚持起义，哪怕形势并不乐观？小说中普加乔夫有过正面回答，因为骑虎难下。其实，起义者，更广泛地说，反抗者，之所以负隅顽抗，大多不是出于反抗的热情——这种热情一旦燃了起来，没几天就消退了；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可惜，大多数反抗者讲得出陈琳这句著名台词，却并没有陈琳的好运，而那些真正成功的少数反抗者，却又迟早会听到又一拨反抗者将这话挂在嘴边，老调重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不是假话。在民主自由的思想尚未刻入脑海中的时代，老百姓要求的只是安居乐业，得到的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苦到极点，没有甘来也要争取甘来，争到底，甘未来者自然自酿苦酒，甘来者却甘极而苦。这样来看起义，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只是互相折磨，谁是真正的赢家？所以，只有坐上头把交椅的人有能力让百姓安居乐业，无饥无寒，才能终止这无休无止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