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炮响卢沟桥，一场震撼历史的伟大民族战争正式开始。
国难当头，保教育为先。
在蒋介石的组织下，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为首的各学界领袖集议于南京，决定在长沙设立一所临时性大学，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战火纷飞中，临时大学维持办学了近半年。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战事日益严峻。倒塌的房屋，流离的百姓，长沙城内也不安宁。望着这近乎一片的废墟，三校校长做出了南迁的重大决定。
这真是壮举。
学生与教授一起，三批人马，三条路线，三千多里的征程。
第一批600多人，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批，乘汽车入河内，再从滇越铁路转乘火车到昆明。第三批，290名学生，11名教授。他们被戏谑为“湘黔滇旅行团。”黄师岳中将任“团长”，毛鸿上校任参谋长。一人一套军服，打着绑腿，常被旅途中的村人们误认为国民党的军队。
从1938年2月20日出发，到1938年4月28日结束，68天，3000多里的路，硬生生地被这群学生娃子和教授组成的旅行团踏平了。“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在这里是不能讲究许多了。有时候你的座位边也许会陈列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有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然而过惯了，却也就都并不在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跋山涉水间，飞流雄奇的黄果树瀑布，惊险骇人的盘江铁索桥，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们心中烙下了五彩斑斓的影子。在与苗人的接触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更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中鱼多搅浑水，世上宫多不太平。”这一路上的民歌，都被一位叫刘兆吉的学生收录了起来，编辑成册出版，名为《西南采风录》。
全员南迁后，问题尚存：昆明尚不能容纳整个西南联大。不得已，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只能迁到附近的小城蒙自。“1938年的蒙自，只有一条小街，街上有一家银行、一所邮局和几家小商铺。联大的教室设在海关大楼，老师们的宿舍则租用了歌胪士洋行，那是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有熟铁建造的阳台。蒙自的教学环境史无前例的糟糕。图书馆的书籍仍在长沙运往昆明的途中，教材和资料紧缺。蒙自分校图书馆仅有十七个座位，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由于交通困难，教师们只能陆续到达。”外界条件再艰苦又何妨？“刘文典的《红楼梦》专题讲座，钱穆的中国通史，早上六点开课，无一人迟到。”
随着联大的迁徙，10余所大学也先后迁移到云南。云南，一下站在了国家智慧的顶峰。但是，这并没有阻拦住日本人的攻打。飞机一架接连一架从云南上空飞过，炸弹一颗接着一颗从空中投下。著名散文家汪曾祺在他的散文中回忆：“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战争的破坏性是无限的。炸弹摧毁了房屋，摧残了生命。联大的教学楼和校舍在一次次的轰炸中只剩断壁残垣；哲学教授金岳霖更是在“跑警报”中遗失了他视若生命的《知识论》，十多万字的书，数十年的心血，瞬间化为虚无。
但是，这并没有打击到联大的师生们。
陈达教授上课时，警报突然响了。意犹未尽的同学们提议到郊外继续上课。于是，陈达教授坐在泥坟上，十几个学生围坐着，就是一堂别有风味的郊外小课。疏散的市民路过时都好奇驻足，静静地看着这幅奇特的画面，看着坟头上激情澎湃讲课的讲师，看着地上津津有味听课的学生。他们所没有看到的，是岁月赋予时代青年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战火中不断磨砺的栋梁的成长。时代的混乱没有磨灭掉中国学生的刚强，在西南联大的隐蔽下，他们在个性地成长。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是双目近乎失明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面对日军飞机轰炸时，幽默的写下的一幅对联。行动不便的他，常在“跑警报”时躲入一个小土坑中，搬个小板凳坐着，等着警报过去。这幅对联，不仅是陈寅恪教授“跑警报”时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乐观态度的反映。教授们的乐观态度感染了学生，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放弃。西南联大教给他们的绝不仅是无价的知识，更有在奋斗中历练出的刚毅坚卓。
房屋破旧，物价飞涨。没钱养家，不得不把新生儿送人；没处居住，不得不与猪牛同居。北大校长梅贻琦听闻丧母的消息后仍照常安排工作；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亲手设计的联大校舍，因经费不足而一再修改；数学家华罗庚费尽两年心血写出的《堆垒素数论》手稿在寄送途中遗失；恃才傲物的历史教授刘文典为赚取生活费，半月未归校教书，在闻一多的坚持下被联大辞退……时代的悲哀造成了中国脊梁刚硬的一批人的悲哀。
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八年，教育的长河没有因战争而中断，西南联大的教授用他们坚实的骨头撑起了一片天地，联大的学生是这片天地里唯一的自由。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汪曾祺数年后成为著名散文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96岁高龄老人许渊冲，致力于翻译事业六十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1945年8月，日本军队宣告投降，抗战结束。这一天，举国欢庆。而联大持续了八年的长征，也终于结束。
今日，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教育事业更是蒸蒸日上。过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今日的清华、北大、南开，无一不是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前列。联大时期，择师从优，陈寅恪，刘文典，钱穆，闻一多，朱自清……这批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下教书，育人。他们放弃了国外安稳的环境，也放弃了国内的高官厚禄。他们整天为柴米油盐而发愁，为的仅是心中的那份坚守，对教育事业的坚守。同样，择生条件亦是严苛。云南主席龙云曾想凭借与梅贻琦的交情，让联大破格录取自己未及分数线的女儿，却在听闻梅贻琦的女儿也未被录取后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如此，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学生，西南联大注定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屹立不倒了八年的神话。
尽管，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刚毅坚卓”的校训却在无形中流传了下来，流传在每一个联大学子的心中，流传在每一个中国当代学生的心中，生生不息。人们还会记得，那些破旧的校舍；那些飘荡在校园里的长衫；那一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那一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无论中国是否还会遭遇战乱，西南联大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后世，诉说着：教育，国家之根本；树人，教师之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