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周记】李煦旸||读《书生的骨头》

1937年7月7日,炮响卢沟桥,一场震撼历史的伟大民族战争正式开始。

国难当头,保教育为先。

在蒋介石的组织下,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为首的各学界领袖集议于南京,决定在长沙设立一所临时性大学,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战火纷飞中,临时大学维持办学了近半年。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战事日益严峻。倒塌的房屋,流离的百姓,长沙城内也不安宁。望着这近乎一片的废墟,三校校长做出了南迁的重大决定。

这真是壮举。

学生与教授一起,三批人马,三条路线,三千多里的征程。

第一批600多人,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批,乘汽车入河内,再从滇越铁路转乘火车到昆明。第三批,290名学生,11名教授。他们被戏谑为“湘黔滇旅行团。”黄师岳中将任“团长”,毛鸿上校任参谋长。一人一套军服,打着绑腿,常被旅途中的村人们误认为国民党的军队。

从1938年2月20日出发,到1938年4月28日结束,68天,3000多里的路,硬生生地被这群学生娃子和教授组成的旅行团踏平了。“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在这里是不能讲究许多了。有时候你的座位边也许会陈列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有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然而过惯了,却也就都并不在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跋山涉水间,飞流雄奇的黄果树瀑布,惊险骇人的盘江铁索桥,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他们心中烙下了五彩斑斓的影子。在与苗人的接触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更让他们开阔了眼界。“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中鱼多搅浑水,世上宫多不太平。”这一路上的民歌,都被一位叫刘兆吉的学生收录了起来,编辑成册出版,名为《西南采风录》。

全员南迁后,问题尚存:昆明尚不能容纳整个西南联大。不得已,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只能迁到附近的小城蒙自。“1938年的蒙自,只有一条小街,街上有一家银行、一所邮局和几家小商铺。联大的教室设在海关大楼,老师们的宿舍则租用了歌胪士洋行,那是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有熟铁建造的阳台。蒙自的教学环境史无前例的糟糕。图书馆的书籍仍在长沙运往昆明的途中,教材和资料紧缺。蒙自分校图书馆仅有十七个座位,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由于交通困难,教师们只能陆续到达。”外界条件再艰苦又何妨?“刘文典的《红楼梦》专题讲座,钱穆的中国通史,早上六点开课,无一人迟到。”

随着联大的迁徙,10余所大学也先后迁移到云南。云南,一下站在了国家智慧的顶峰。但是,这并没有阻拦住日本人的攻打。飞机一架接连一架从云南上空飞过,炸弹一颗接着一颗从空中投下。著名散文家汪曾祺在他的散文中回忆:“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战争的破坏性是无限的。炸弹摧毁了房屋,摧残了生命。联大的教学楼和校舍在一次次的轰炸中只剩断壁残垣;哲学教授金岳霖更是在“跑警报”中遗失了他视若生命的《知识论》,十多万字的书,数十年的心血,瞬间化为虚无。
    但是,这并没有打击到联大的师生们。

陈达教授上课时,警报突然响了。意犹未尽的同学们提议到郊外继续上课。于是,陈达教授坐在泥坟上,十几个学生围坐着,就是一堂别有风味的郊外小课。疏散的市民路过时都好奇驻足,静静地看着这幅奇特的画面,看着坟头上激情澎湃讲课的讲师,看着地上津津有味听课的学生。他们所没有看到的,是岁月赋予时代青年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战火中不断磨砺的栋梁的成长。时代的混乱没有磨灭掉中国学生的刚强,在西南联大的隐蔽下,他们在个性地成长。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是双目近乎失明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面对日军飞机轰炸时,幽默的写下的一幅对联。行动不便的他,常在“跑警报”时躲入一个小土坑中,搬个小板凳坐着,等着警报过去。这幅对联,不仅是陈寅恪教授“跑警报”时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乐观态度的反映。教授们的乐观态度感染了学生,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放弃。西南联大教给他们的绝不仅是无价的知识,更有在奋斗中历练出的刚毅坚卓。

房屋破旧,物价飞涨。没钱养家,不得不把新生儿送人;没处居住,不得不与猪牛同居。北大校长梅贻琦听闻丧母的消息后仍照常安排工作;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亲手设计的联大校舍,因经费不足而一再修改;数学家华罗庚费尽两年心血写出的《堆垒素数论》手稿在寄送途中遗失;恃才傲物的历史教授刘文典为赚取生活费,半月未归校教书,在闻一多的坚持下被联大辞退……时代的悲哀造成了中国脊梁刚硬的一批人的悲哀。

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八年,教育的长河没有因战争而中断,西南联大的教授用他们坚实的骨头撑起了一片天地,联大的学生是这片天地里唯一的自由。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汪曾祺数年后成为著名散文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96岁高龄老人许渊冲,致力于翻译事业六十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

1945年8月,日本军队宣告投降,抗战结束。这一天,举国欢庆。而联大持续了八年的长征,也终于结束。

今日,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教育事业更是蒸蒸日上。过去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今日的清华、北大、南开,无一不是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前列。联大时期,择师从优,陈寅恪,刘文典,钱穆,闻一多,朱自清……这批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下教书,育人。他们放弃了国外安稳的环境,也放弃了国内的高官厚禄。他们整天为柴米油盐而发愁,为的仅是心中的那份坚守,对教育事业的坚守。同样,择生条件亦是严苛。云南主席龙云曾想凭借与梅贻琦的交情,让联大破格录取自己未及分数线的女儿,却在听闻梅贻琦的女儿也未被录取后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如此,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学生,西南联大注定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屹立不倒了八年的神话。

尽管,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刚毅坚卓”的校训却在无形中流传了下来,流传在每一个联大学子的心中,流传在每一个中国当代学生的心中,生生不息。人们还会记得,那些破旧的校舍;那些飘荡在校园里的长衫;那一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那一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无论中国是否还会遭遇战乱,西南联大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后世,诉说着:教育,国家之根本;树人,教师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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